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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栋:写作是对故乡和童年的深切回望  

更新时间:2018-10-25 | 文章录入:jkz |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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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栋,1971年生,山东庆云人。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十月》《天涯》等多家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一百多篇(部)。小说曾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转载,并几十次入选各种选本;小说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韩等语言。出版有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天黑前回家》,中短篇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火色马》等八部,并著有儿童小说《泥孩子》《我的名字叫丫头》《白雾》等。

  

        周聪:玉栋兄好,很高兴能有个机会向兄请教。大约十多年前,我就开始读兄的作品了。印象中最早接触的应该是《给马兰姑姑押车》,后来又断断续续地读了《葬马头》《火色马》《幸福的一天》等,直到近期的《向北》《月亮舞台》《爸爸的故事》,不可否认,兄的不少作品都是写乡村生活经验的,兄是在农村长大的吧,能否请兄谈谈兄的成长经历?

  刘玉栋:确实,我的童年是在鲁北平原的农村度过的。那个叫齐周雾的村庄是山东省最北边的一个村庄,就在漳卫新河的河堤下面,漳卫新河是山东省和河北省的分界线,古称鬲津河。漳卫新河被树林覆盖着的高高的河堤是童年记忆中最美的风景之一。离村子正东二十里,有一座山,在无棣县境内,叫大山,现在叫碣石山,来自于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再往东不远,就是渤海了,其实这是一座小山,只有六十米高,但它是大平原上唯一的一座山,在乡亲眼中,是一座大山。小时候,我们站在野地里、屋顶上,看山很清晰,伙伴们闹着玩儿时,也是互相拽着耳朵喊:“看,看,看大山,越看越近便……”这座山让孩子们产生无边的遐想。在我的童年,跟其他小伙伴们不同的是,我知道我生活的村庄之外有一个无比广阔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因为我父亲是地质队员,小时候母亲带着我跟随地质队去过一些地方,我回到村子里跟小伙伴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得到的却是他们对我的嘲笑,我感到很委屈,这一点我记忆深刻。后来我还发现,我的家乡实在算不上美,盐碱地多,用贫瘠来形容也不为过。但就是这片土地,让我魂牵梦萦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这个地方。仔细想一想,主要还是因为这片土地留给了我太多的爱、快乐和梦想,当然,还有伤痛。我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这里所有的一切我都熟稔于心,人物、故事、情感的诞生,都是自然而然的。我觉得,童年的经历会对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我好多小说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成长中充满着悖论,回头去看,一些在当时认为过不去的事情,结果会变成成长过程中一笔宝贵的财富。人生就是不断成长的过程。成长经历对一个作家永远重要。你提到的几篇小说,大都与我的成长经历有着直接关系。

  周聪:谢谢兄的分享。《南山一夜》(《人民文学》2016年第3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短篇,它寄存了都市人对乡村的浪漫怀想,“南山”似乎成为一个现代人的精神乌托邦。曹霞曾评价《南山一夜》时说:“我之所以选择刘玉栋的《南山一夜》,是因为在他这里,我既看到了‘70后’在‘城/乡’之间转换的不适与犹疑,也看到了时代列车裹挟着这一代人轰然向前时在他们身上碾压出的斑驳暗影。”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乡村经验和城市经验的处理上,兄有何高见?请兄给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刘玉栋:刚才已经说过,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几乎都是在乡村度过的,这一个阶段是人生的特殊阶段,对一个人今后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我影响特别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的行为举止和思考方式,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在文学创作中,对这种生活的体验和记忆,会化作一种浓浓的情感,这种情感复杂而又真挚,不论是欢乐还是伤痛,都会点燃你的灵感和激情。我姑且称它为乡村经验。

  再说城市经验。我觉得,一个人跟一座城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缘分。我在济南这座城市生活了整整三十年,早已超过了在家乡生活的时间,我呢,也早已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济南人。我在创作长篇小说《年日如草》时,就是以济南这座城市为背景的。当时,我主要是从“寻找”和“融入”两方面去写的,写一个外乡人带着寻找美好生活的愿望来到济南,在融入这座城市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波折和苦痛。如今,作为我个人,早已经完全融入这座城市,三十年来,我目睹了它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心,早已归属于这座城市。但是,我毕竟是一个外来者,一个融入者。所以,开始的几年,我的城市经验或者说体验也总是以一个外乡人的眼光来打量这座城市,因此,总有些疏离感,总觉得隔着层什么。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淡了。我对城市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了。我想,我的下一部长篇,我再处理这种经验和感觉时,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在文学创作中,不论是乡村经验还是城市经验,处理起来,一个是要准确生动,一个是要独特感人。经验再丰富,离开文学的表达,都会变得僵化而生硬。

  周聪:对这两种文学经验的处理上,我很赞同兄“准确生动”“独特感人”的观点,离开了这些,这些经验难免会变得空洞无物。接下来谈谈《给马兰姑姑押车》(《天涯》2002年第3期),这个短篇我读过很多遍。它的故事并不复杂,写的是马兰姑姑出嫁,小男孩由于前一晚异常兴奋,在押车时睡着了的故事,这种错位的书写无疑包含着“一个乡村少年内心中微妙而又尖锐的人生体验”(洪治纲语),能否请兄谈谈这篇小说的写作经过?

  刘玉栋:1998年冬天,我对自己的创作有过一次反思,觉得我的创作没能进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游离在自己的生命情态之外,于是我调转方向,创作了一系列有关故乡和童年的小说,《给马兰姑姑押车》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小说有些地域特色,也是对故乡风土人情的一种展示,它主要是比较准确地呈现出一个小男孩内心的波折。这些当然来自童年的经验,小时候,我当然给姑姑姐姐们押过车,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叫红兵的小男孩内心的渴望、憧憬、兴奋、快乐,以及他的失落和疑惑,在我的童年中不是都经历过吗?我不过是通过一个男孩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普通的故事,在呈现男孩心理的波澜和情感时,自觉地转化为一种普遍的成长经验。也许,这就是洪治纲老师所说的“微妙而又尖锐的人生体验”吧。不管怎么说,这篇来自童年生活的小说,是我完成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后,对故乡和童年的又一次深切的回望。

  周聪:我注意到,兄在叙述视角的选择上还是颇费心血的:比如上面提到的《给马兰姑姑押车》,这篇小说是透过“我”的孩童视角来进行叙述的;再如《幸福的一天》(《红豆》2004年第6期)通过亡灵“我”的视角来回顾了那天菜贩子马全的幸福生活,这种幸福是亡灵对人间的一种烂漫幻想,实则透露着心酸与苦楚。还有《我的名字叫丫头》,小说中那个名叫丫头的男孩,在名字上陷入了一种性别指认的迷惘中,从这个角度展开,也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视角。能否请兄结合一两篇作品,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谈谈如何选用最佳叙事视角?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抽象。(笑)

  刘玉栋:叙述视角确实非常重要。同一个故事,叙述视角不同,写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威廉·福克纳就是一位特别讲究叙述视角的作家,比如他的《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运用得太棒了。我刚开始写作的那几年,读了大量优秀的小说,当时,特别注重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受这些作品的影响,自己在写作时,对这些东西也很重视。刚才你提到了以孩童视角来叙述的《给马兰姑姑押车》,我还有一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也是儿童视角,实际上,这篇小说写的是宏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写的是改革,但我用一个孩子的视角讲述这个故事,效果就完全不同了。它给读者一种新鲜的感觉,并且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人民文学》编者按这样写道:“二十年前的旧事在他的笔下新鲜饱满,充满生命的汁液,宏大的历史事件化为个人的经验和命运,化为欢乐、伤痛、迷茫和梦想,但同时,历史并未消散,它在个人生活的诗篇中幽微沉静地运行……”这篇小说被《小说选刊》重点转载,反响不错,并在十年后,入选丁帆老师主编的《30年改革小说选》。我觉得这篇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叙事视角选用独特,才产生出不错的效果。

  周聪:据我所知,近些年一些成人作家转向写儿童文学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马原的《湾格花原》,赵丽宏的《渔童》,虹影的《米米朵拉》,杨志军的《海底隧道》,张炜的《寻找鱼王》……成人作家转向书写儿童文学,确实有不少是出于市场的考虑。但我更期待的是,成人作家能为儿童文学写作注入新的写作经验?兄的《泥孩子》《白雾》《我的名字叫丫头》等作品,就明显是属于儿童文学作品行列,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它和兄在写成人类小说时感受有区别吗?能否展开谈谈。

  刘玉栋:确实,这几部作品我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创作出来的,而不是作为儿童读物进行写作。在我眼里,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并没有特别严格的界限。首先它们都是文学,比如我这几部少儿小说,几乎都在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过,我觉得文学期刊是能够检验作品的文学品质的,它们也并不分什么成人文学儿童文学的。只是出版它们的是少儿专业出版社罢了。我觉得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创作儿童文学是一件更为严肃的事情,因为它们的读者和受众是少年儿童。这就要谈到一个作家的责任,你必须要怀着一颗纯朴的心,去创作这些作品,一定要让孩子懂得文学之美,要让孩子感受到语言和故事中的情感。

  周聪:《泥孩子》应当是兄的一部重要的小说了,它曾获得过首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的“银葵花奖”,这部作品我也认真读过,尤其第一章《红鲤鱼》让我联想起《天黑前回家》中的《红鲤鱼》中的情节,那段六岁的记忆是兄的成长经历吗?但坦白而言,这部作品我觉得故事离现实生活太近了,叙述节奏上也略显缓慢,写实的成分多,想象的空间就自然而然少了。我在此并无贬低兄大作的意思,只是想探讨另一个问题,从童年记忆转换成小说文本,其间的“实”与“虚”的度该如何把握?这个问题也许有些刁钻,还是斗胆请兄还是谈谈吧,也请原谅我的冒犯。

  刘玉栋:在我的记忆中,生活在乡村的孩子,日常中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比如我小时候,村子周围池塘特别多,一到夏天,水都是满的。溺亡的孩子每年都有,我小时候就溺过两次水,如果不是大人及时发现相救,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恐惧可能让我记忆较为深刻,所以才写了像《红鲤鱼》这样的片段。兄谈到小说中写实的成分多,故事离现实太近,这我承认,但我可以说是有意而为之的,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小说,又不是童话,何不写实一点呢?特别是现在的孩子们,对乡村的现实都比较陌生,在阅读这些故事时,现实本身可能就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再就是,儿童也需要现实故事,比如最近有一本反响很大的图画书《翼娃子》,不但是写现实的,而且还是写底层的,通过翼娃子的视角,写了爸爸妈妈一天的澳门太阳娱乐集团官网和生活,温馨又感人。但实际上,因为是给孩子看的书,在“虚”和“实”之间,我还是做了一些权衡和思考的。比如我最新的一部小说《月亮舞台》,《人民文学》发表时,五六万字的篇幅,是一部完全写实的作品,因为是少年视角,明天出版社要作为儿童小说出版,我觉得让孩子们读这么一部作品,会有些枯燥、吃力,于是又写了几章“虚”的故事穿插其中,几位编辑都觉得效果好。所以,在儿童小说创作中,对“虚”和“实”的把握是很有必要的。

  周聪:兄的阐释让我很受益,也厘清了“虚”与“实”之间的关联性。我留意到,兄的一些作品写父亲形象的,比如《天黑前回家》那本集子里收录的《瘸子父亲和滚蹄子马》《消失了的父亲》,再如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的《爸爸的故事》(《芙蓉》2018年第2期)。应该讲,父亲形象是文学作品中绕不过去的话题,朱山坡有一个短篇小说集就叫《十三个父亲》,收录了十三个写父亲的小说。我以为,考察一下当代短篇小说中父亲的文学形象谱系,是一个饶有意思的课题。我很好奇,兄的一些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为何会是一种病态的生理特征呢?(诸如“瘸子父亲”“父亲得的是一种怪病”)这样处理是不是蕴含着某些深意?

  刘玉栋:对父亲形象的塑造,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不仅仅是当代小说,如果仔细想想,中外文学史上奉献了多少意蕴丰厚的父亲形象!卡夫卡和布鲁诺·舒尔茨,运用现代主义手法塑造得父亲形象,至今还让读者津津乐道。对待父亲这一形象,我一开始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后来看到有评论家提到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是缺失的,我才注意到这一问题。我不知道其他作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可能与自己的成长有一定关系,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地质队员,一年到头都在野外奔波,只有过年时,才有12天假期,但对于我来说,父亲是一个陌生人,我躲在母亲的身后去窥视他,当刚刚熟悉过来时,父亲又走了。尽管我跟随母亲去过几次地质队,但时间都不长,所以我的整个童年,父亲并不在我的生活中。后来我回顾自己的创作,发现好多小说中,父亲这一形象果真是缺失的。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妥当,但事实的确如此。至于病态的父亲形象,我确实没有想到,也许这只是巧合。

  周聪:在《天黑前回家》的前面,我看到兄引用了希姆博尔斯卡的一首诗《乌托邦》中的句子:“似乎这里只有离去的人们,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深处。”辛波斯卡是近些年非常热门的诗人,她的《万物寂寞如谜》《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成为文艺青年必备的作品。不过我对畅销书都抱有一定的警惕,波兰作家中,我比较喜欢的是米沃什和扎加耶夫斯基,花城出版社推出的“蓝色东欧”里就译介了不少二人的作品。闲扯了这多,我的想法是,能否请兄谈谈一二位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或者作品,毕竟以我的目光所及,很少见到兄谈论他们作品的文字。

  刘玉栋:谈得少,可能是因为有太多我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一串大师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契科夫、布尔加科夫、加缪、卡夫卡、乔伊斯、君特·格拉斯、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艾特玛托夫、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卡尔维诺……那些年读了太多他们的作品,他们每个人都有那么几部作品让我着迷。像辛波斯卡、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他们的诗歌我都读过,他们都是很棒的诗人,选择辛波斯卡的《乌托邦》作为小说的题记,是当时正好在读她的诗。说到读诗,近几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读佩索阿的诗,记得2014年春节期间,拿起刚收到的《世界文学》,读佩索阿小辑,突然读到那首《我下了火车》,读罢极为震撼,坐在书桌前,足有半个小时没有动。“……每次道别都是一次死亡/是的,每次道别都是一次死亡/在那个我们称作生活的火车上/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当离去的时候到来/我们都会感到遗憾。”“所有这些,在我心里,都是死亡和世界的悲伤/所有这些,因为会死,才活在我的心里/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诗人坐火车,遇到了一个旅伴,两人聊得很愉快。诗人要下火车了,跟旅伴告别,一回身,猛地产生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于是写下了这震撼心灵的诗行,把这瞬间的感受化为了永恒的诗章,把个人的情感转变为人类普遍的情感。我觉得佩索阿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我只有在读李白、杜甫、苏轼、李商隐等古代诗人的诗时才有过这样的感觉。

  周聪:哈哈,我也超级喜欢佩索阿,在今年第7期的访谈中,我就和闫文盛兄讨论过佩索阿,他是我认为最接近佩索阿精神气质的当代散文作家。最后一个问题,兄最近有没有写新的长篇,方便的话,请兄透露题材和进度,大概从《白雾》后,我好像还没有看到兄的新长篇。

  刘玉栋:正在写,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完。这是一个当下题材的作品,一个郊区故事。谢谢兄的关注!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